浅述乌木文化的特征(中)
作者:    发布于:2016-02-11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   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主要以乌木历史事件为特征。乌木历史事件主要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,和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船棺群为代表的船棺文化,他们以乌木模式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,这些事件具有浓厚神奇的乌木文化氛围。
   青铜神树(同时出生的还有几棵残断的青铜神树)诞生在商殷时期的武丁时代,它承载了两组文化信息,一组以“鸟、三枝、三层、火轮、树”等构件的乌木文化信息,一组以“悬龙、刀、剑”为构件的龙文化信息,构件各执于树干之周围,组合成视觉冲击强烈,文化信息深厚博大,情志色彩沉稳忧患的青铜作品。无疑,青铜神树信息记载了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的历史意义,标志着乌木文化的传承持续到了青铜神树诞生的时代。
   “龙”是以黄帝为系统的北方文化集团的图腾,“刀、剑”是战争的象征。武丁时代,武丁发动了同历史相比,规模巨大的战争,“悬龙生刀剑”的信息;即是对武丁时代战争的真实记录。青铜神树两组信息都有独立的历史背景,表达了乌木文化集团与龙文化集团之间,治理社会不同的政治主张。乌木文化集团对龙文化集团采用战争手段进行了坚决的反对。由此,说明乌木思想在夏朝和商朝武丁之间的历史时期,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行为主导作用。青铜神树作为武丁时期乌木文化艺术的时代杰作,亦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丰碑,透示出乌木思想在当时社会艺术领域中的核心地位。
   从商朝到西周,乌木神话还在继续,玄鸟生商,巨鸟救后稷,意在传说商朝和西周都是三白乌的后代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夏、商、西周的兴盛衰亡都跟“大众共存、获取光明与自由”的乌木思想存在直接关系,王者爱民则国兴;王者欺民,则国衰;王者弃民,则国亡。
   船棺文化出现在春秋时代初期,至汉朝初期,共五百余年的时间,主要活动范围在巴蜀地区,是乌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重要代表。船棺文化对中国后世殡葬文化的影响巨大,黑(乌)色船型棺具,是船棺形式的发展,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至今,即为一大例证。船棺文化的本质是:春秋战国时代,出现诸侯争霸,列国争雄,诸子百家文化茂生的悲世局面。中国大地悲患四起,乌木文化集团的理想和抱负失去了生存环境,那些热爱大众共存,愤恨时代凄凉的子民们,在极端痛苦的命运挣扎中,孕育了“生不得志,死而宿愿”的信仰,创造了以乌木神话时代为精神导师,以先民的遗志为召唤,以行走天下的船木为葬棺,安置灵魂的殡葬文化,成为世界殡葬史上的奇观。船棺文化体现了乌木思想,在历史环境大变动的悲惨状态下,对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所起到的主导作用,有力地证实了乌木文化群体信仰,在群体灵魂祭拜大众光明文化的山峰上,为中华民族树造了一座乌木灵魂之塔。
   春秋战国时代,是中国历史走到“大众共存”最为艰难的时期,它严重违背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,与“乌木王国”的理想世界格格不入,没有夏、商、西周以民为德,中央集权的光明大器。以东周的建立为转折点,乌木思想急剧衰退,一直到汉朝,诸子百家文化无首——这是一个人祸黑暗压倒光明的时代,船棺文化尤如乌木的灵魂,在被魔鬼吞食的搏斗中留下的一点灵光,却明亮的可以穿透历史,照耀未来。
   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主要以乌木文化艺术为特征。乌木文化艺术主要以成都出土的汉代文物摇钱树,和金乌画像砖为代表,他们散发的洋洋喜气,尽致地表达了盛世汉朝的辉煌成就,摇钱树运用树模式的艺术形象,同历史上青铜神树、船棺文化托载各个时代的重要社会事件一样,源于乌木神话时代的建木;翔天飞舞的金乌画像砖,同十日神话、玄鸟生商、巨鸟救后稷一样,源于乌木神话时代三白乌、三足乌。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,他们承担了同历史环境相应的使命,成就了不同环境的历史,共同选择的精神领袖。汉朝,以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管理的太平盛世,代替了一个结束诸侯争霸的混战历史,统一全国后,又迅速瓦解的秦朝,其乌木文化艺术的喜庆同船棺文化的悲沉相比,证实了汉朝在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道德、经济、艺术、民俗等多方面,主张“天下太平,百姓安宁”的大众共存世界,仍然应用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,并同先道后儒的文化模式一起,为汉朝的兴盛作出了贡献。退出历史舞台五百多年的乌木思想在汉朝得以复兴。
   中国二千多年来,道儒佛为主流的文化格局,起始于汉朝。道儒佛文化都在宇宙、自然万物、国家、社会、人性、哲学、医学等多方面,各自取得了独树一帜的系统成就,却都运行在乌木思想的宏观世界里,以各自不同的本源主张学说,去实践乌木思想的旨趣,成为乌木思想宏观机理的受益者。
   道文化以大道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自然法则,修无为,以道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   儒文化以天、地、人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和谐辩证法则,修有为,以儒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   佛文化以人心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清净轮回法则,修无为,以佛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   乌木文化的出现,以创世文明的形态早于道、儒文化四千年以上的时间,都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,都对中国历史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主导性。汉朝之前的道儒文化雏形已经产生,以禹、汤、文武、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“小康社会”,即是儒文化的雏形社会原态,又是道家文化的温床,同是乌木文化成功的典范。春秋时代集大成的道、儒文化领袖人物老子和孔子,为了解决现实矛盾,拯救天下大众的痛苦,鉴古证今 ,各自总结出一套大众共存,天下太平的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。可见,道、儒、学说的目的同乌木文化一样,都在创造乌木思想的现实世界。因此,汉朝之前的乌木文化应是道儒文化的雏形,道儒文化模式应是乌木文化模式的新版本,即道儒文化本身就是乌木文化的延续发展。至于佛文化,基于其对大众情志心理的特殊功能,在适应中国道、儒文化对大众情志心理不能承担的责任,因而实现了同道儒文化一道,服务中华大众的愿望,显示出乌木思想的兼容特性。
   汉朝时期,以道、儒、佛文化作为乌木文化的新面貌,向纵深发展至今,标志着中华文化经历了,从人文启蒙主义到人文生态主义,再到人文形学主义的历史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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