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主要以乌木民俗文化为特征。乌木民俗文化主要以四川民间供奉乌木神灵，乌木神话故事流传，乌木饰品、乌木棺材、乌木家俱、乌木文房诸宝等为代表，它们保存了乌木神话时代的神秘性，并增加了娱乐性、收藏性、实用性功能，与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自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，盛兴之后的乌木民俗文化一样，同外界的交流范围大大缩小，偶有民间活动。乌木文化模式在社会政治、教育、文化艺术之间的直接关系不复存在，表现为民间的散传形式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作为中国与世界矛盾的分界点，中国文化从此与世界文化发生激烈碰撞，发展到全国性地多次卷入到矛盾的最高形式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，在如此变幻莫测的时段里，中国道儒、佛等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摧残。与此同时，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，战胜了外敌强权的侵略，和统一国内矛盾建立了新中国。马克思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则，实现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世界，同乌木思想是一致的，不同的是在具体的环境中采用了具体的方法。新中国的建立，完全可以看作是乌木思想的宏观机理，化解了更高级的社会矛盾，其哲理的宏观作用，是无以能比的。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，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为代表的严重错误，又一次破坏了“爱护环境，大众共存”的社会行为准则，造成国家和大众的艰难局面，短短的140年的时间，中国社会遭受了巨大的人祸灾难，乌木文化没有中断，被天府之国传承下来，以乌木民俗文化形式和川人一起面对惨痛的现实，体现出乌木文化生命的坚忍品格。
乌木文化现实期特征。乌木文化现实期主要以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为特征。乌木行业规模主要以四川数百家从事乌木行业的成员为代表，他们从乌木作坊到乌木企业；从乌木作品陈列室到乌木博物馆；从乌木民间经济到乌木文化产业；从乌木文化艺术的研究到交流应用；从国内外乌木作品的收藏到社会团体，政府和中央省市领导的重视；从成都媒体到中央媒体、海外媒体的报道，构成当代乌木文化的发展形势。从新中国改革开放时间1980年至今，近30年的时间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，大量的地下乌木被发掘出来，以厚重的历史文化素材，被四川民间收藏，伴随祖国与日俱增的繁荣兴旺，以清新的神秘文化状态，宣告乌木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沉淀，在新的盛世环境中被激发出新的活力。
乌木美誉主要以东方神木、东方文化的最高代表、环保世界的导师、和谐中国的鼻祖、太阳神鸟的栖所、万根同心太阳神、巴蜀第一奇、天府瑰宝、成都是乌木的家乡等为代表，她们共同旨向乌木厚重、悠远的神奇文化，饱含天府之国的秘史，和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激情，令世人格外激动。乌木美誉产生于庞大的乌木行业规模，这一物质基础所构建的人文环境，以及对乌木文化的深刻认识，其语义的内涵蕴藏了现实社会规律与历史社会规律之间，共同的乌木思想之宏观机制，以当代中国特色文明的雏形，展现国人未曾认识的乌木文明。
“乌木文物”一词的提法，基于乌木文化通过物质载体，历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被传承下来的事实，其客观性等同于国家文物概念的定义，而考古学没有乌木课题，于是，没有乌木文物的说法和鉴定。但实际上乌木文物已经被国家作为文物认可，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、三鸟环日图案、太阳轮、太阳符号器系列、鸟形器系列，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、鸟形器系列，商业街出土的船棺，汉代的摇钱树、金乌图像砖等等，这些文物都是标准的乌木文物。确定乌木文物这一名称，有力于乌木文物这个特殊的学术课题的成立，对研究和阐述乌木文化，乌木思想同中国文化之间，更广泛、更深入的联系，具有积极的作用。
2005年，太阳神鸟的文化价值得到国家的认可，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，被正式使用，说明乌木文物，对当代中国认识中华文化史，处于领先地位。乌木文物仅为乌木文化的构件，所取得的当代成就，预示着乌木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建设，具有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。
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等构成的当代乌木文化现象，不是孤立的时尚文化，而是同中华文化历史有着脉承关系的，同中国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的，极富历史喜剧性的当代中国特色文化现象。
通观乌木文化历史期和现实期的地理关系，成都，现在的四川省会，同乌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神奇联系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、三鸟环日图案、太阳轮、太阳符号器系列、鸟形器系列，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、鸟形器系列，成都商业街船棺群，成都出土的汉代摇钱树、金乌图像砖等乌木文物出现在成都区域，当今乌木文化现象起始于成都，并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规模，乌木神话时代的建木所在地，学术界也基本认同在成都。把历史连接起来，从乌木神话时代起，至到今天六千余年的时间，足以证明，成都的确是乌木的家乡；乌木，的确是中华历史为成都、为中国注定的文化品牌。
从成都回望历史，那个主生众鸟的三白乌，她的家乡又在那里呢，是昆仑？还是成都？但可以肯定，很遥远的，创造乌木文明，魂牵中华民族的乌木王国就在成都。太阳神鸟为成都举起了乌木文化的旗帜，研究，发展乌木文化，就是研究，发展成都文明和中华文明。
乌木文化的神秘，不仅仅因为它源于中华民族创世文明的神话时代，乌木物质形成的巴蜀生态人文环境，乌木模式的奇异现象。并且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以成都为栖所，标注了中华文明秘藏乌木文明的线索。中华民族还有许多未解的谜团，因为乌木文化的凸起，对三星堆遗址、金沙遗址、成都平原众多的古代城址的认识，将会更加清晰一些；对巴蜀文化的新认识将会进一步加强……成都将成为揭开许多谜团的焦点，必将引发考古界、文化界、学术界的新一轮重视。
通观乌木思想的实践历史，可以说：乌木导演了中华文化。乌木文化模式从乌木神话时代至到今天，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，其情志色彩或高昂、或喜庆、或悲沉、或低调，都伴生着相应的人文环境，符合“乌木兴、中国兴，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客观评价。
乌木神话时代，三白乌、三足乌、建木、扶木、若木所表达的天下大众迎光明的大气概，带着高昂的人文情志，伴生着创世文明的雄心壮志。
汉朝时期的摇钱树、金乌画像砖，所表达的华夏太平、国富民强，带着喜庆的人文情志，伴生着盛世社会的灿烂辉煌。
当代乌木文化现象的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所表达的大众安康、百业兴旺、国家强盛，带着欣荣的人文情态，伴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气象。
商殷时期的青铜神树，所表达的政治主张的异象，带着沉稳忧患的人文情志，伴生着战争无情、摧残大众的时代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船棺文化，所表达的忧痛宿愿，带着悲沉的人文情志，伴生着诸侯争霸、列国争雄的乱世局面。
自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的兴起之后，乌木民俗文化带着低调的人文情志，伴生着道、儒、佛文化的兴衰更替，一直走到今天。
“乌木兴、中国兴，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历史现象，产生的根因在于乌木模式的传承，与乌木思想宏观机制的相互依赖，乌木文化模式的形象逻辑，有利于乌木思想的形象实践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形象思维特点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两者在乌木神话时代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社会功能定位，成为后世社会无法超越的主导者。乌木思想成为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“内因”，乌木文化模式则是“内因”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。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众多的人文学说，但在“大众共存”这个根本思想的基础上，去实现大众获取象太阳一样光明，象鸟一样自由的生活，并同天地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态立世学说，我们看到的唯有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。然而，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所遵循的立世原则，仍然是乌木思想。中国文化六千多年的历史，即是乌木思想的实践史，同是乌木文化的发展史。显然，乌木思想的宏观机理具有“大众共存，获取光明与自由”的实践真理性，在中国历史社会中，为大众共存万法实践之宗源。
由上，假若没有乌木文化，就不会产生乌木神话时代和乌木模式，亦就没有乌木思想，同样不会产生“乌木兴、中国兴，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历史现象，以及道、儒、佛文化两千多年的历史，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无法想象，从这个意义上断言：乌木导演了中华文化。
